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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东林党的实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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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直以来,东林党的指导思想,是我很道德,强大之后,就变成了你不道德。工作方针,原先是党同伐异,强大之后,就变成了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

    道德文章固然有趣,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

    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,应该是顾宪成。

    在万历二十一年(1593)的那次京察中,吏部尚书孙鑨——撤职了,考功司郎中赵南星——回家了,首辅王锡爵——辞职了。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,从五品的小官,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——升官了(吏部文选司郎中)。

    升官了还不说,连他的上级,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,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,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,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,李三才偷看信件,王锡爵打道回府。朝廷的历任首辅,在他眼中不是木偶,就是婴儿。

    这是一团迷雾,迷雾中的一切,似乎和他有关系,又似乎没有关系。

    拨开这团迷雾之后,我看到了一样东西——实力。

    顾宪成的实力,来自于他的官职。

    在吏部中,最大的是尚书(部长)、其次是侍郎(副部长),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(司长),分别是文选司、验封司、稽勋司、考功司。

    但是,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,而其中最厉害的,是文选司和考功司,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,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。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,升官还是免职,发达还是破产,那就是一句话的事。

    明代吏部组织架构

    相对而言,验封司、稽勋司就一般了,一般到不用再介绍。

    有鉴于此,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,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。

    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:吏部考功司主事——考功司员外郎(副职)——文选司郎中。

    这就意味着,那几年中,大明的所有官员(除少数高官),无论是升迁,还是考核,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,即使不过,也要打个招呼,就算不打招呼,也得混个脸熟。

    此外,我们有理由相信,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,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,是混不了多久的。

    在这个世界上,实力和道德,经常是两码事。

    东林之中,类似者还有很多,比如李三才。

    李三才先生的职务,之前已经说过,是都察院佥都御史,巡抚凤阳,兼漕运总督。

    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,凤阳是个穷地方,不巡也罢,真正关键的职务,是最后那个。

    自古以来,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,基本算是坐地收钱,肥得没边。普天之下,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,只有盐政。

    坐在这个位置上,要想不捞外快,一靠监督,二靠自觉。

    很可惜,李三才不自觉。从种种史料分析,他很有钱,有钱得没个谱,请客吃饭,都是大手笔。

    至于监督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,自己去检举自己,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。

    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,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,那真是相当的大。大到几十年后,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,还能听到相关事迹,最后还叹息一声,给了个结论——负才而守不洁。

    列举以上两人,只是为了说明一点:

    东林,是书院,但不仅仅是书院;是道德,但不仅仅是道德。它是一个有实力、有能力、有影响力、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。

    事实上,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

    明白了这一点,你就会发现,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,每一分、每一秒,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。

    争斗的方式,是京察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,他虽费尽气力,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,京察失败。

    但这一切,仅仅是个开始。

    十二年后,即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京察开始,主持者杨时乔,他的公开身份,是吏部左侍郎,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,是东林党。

    当时的首辅,是浙党首领沈一贯,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,自然很不待见,于是,他决定换人。

    沈一贯是朝廷首辅,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,然而意外发生了,虽然沈大人上蹿下跳,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,却依然毫无用处。杨侍郎该怎么来,还怎么来,几板斧抡下来,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……反正非东林党的,统统下课,沈一贯拼了老命,才算保住几个亲信。

    那么现在,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,玄机就在其中:

    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京察,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沈一贯退休回家。

    同年,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,复出无望。

    一年后,东林党叶向高成为首辅,开始执掌朝廷大权。

    是的,这一切的一切,不是偶然。

    而最终要获得的,正是权力。

    权力已经在握,但还需要更进一步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辛亥京察,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,东林党。

    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,东林党人遍布朝廷,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,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。

    然而一个人的掺和,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这个人就是李三才。

    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,作为东林党的干将,他将进入内阁,更进一步。

    算盘大致如此,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    听说李三才要入阁,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,闹翻了天,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,许多人对他有意见。

    而更重要的是,这人实在太猛,太有能力,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,如果再让他入阁,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。

    于是,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。

    明代的京察,按照地域,分为南察和北察。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,而南察的主管者,是吏部侍郎史继楷,三党成员。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——支持李三才的人。

    很快,浙、楚、齐三党轮番上阵,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。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,明确到《明神宗实录》都写了出来——“攻淮(李三才)则东林必救,可布一网打尽之局”。

    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,李三才没能顶住,回家养老去了。

    但就整体而言,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,叶向高执政,东林党掌权,非常强大,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。

    然而就在此时,强大的东林党,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

    一直以来,东林党的指导思想,是我很道德,强大之后,就变成了你不道德。工作方针,原先是党同伐异,强大之后,就变成了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,不是我的同党,就是我的敌人。

    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,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:

    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,齐、浙、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,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。

    参考消息

    有需求,就有进步咸鱼翻身

    连年的灾荒、征战造就了医学的伟业。朝廷的大小官员因京察而提心吊胆的时候,一本超级论著发行了,这本书叫《外科正宗》,该书凝结医者陈若虚四十多年的苦心造诣。全书四卷,摘录了包括脱疽肺痈、疔疮、瘰疠、痔疮、杨梅、金疮、雀斑、冻疮、肾囊、汤疮、火烧、痄、疯、白风、白秃疮、谷针铁骨哽咽喉、自刎断喉等在内的一百多种外科常见病,从病原、诊断、治疗到调理、禁忌,图文并茂,被后世引为经典。到现在,我国大部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的必修课中,还包含这门《外科正宗》。

    他们的折腾,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:

    万历四十二年(1614),叶向高退休回家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五年(1617),京察开始,主持京察的,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、刑部尚书李志。

    郑继之是楚党,李志是浙党。

    有冤报冤,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,但凡是东林党,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,二话不说,收包袱走人,这其中,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。

    萨尔浒之战前,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,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,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,对明朝而言,其重要程度,基本等于努尔哈赤+皇太极+李自成+张献忠。

    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,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。

    因为在不久之后,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,彻底击败浙、齐、楚三党。

    然后,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,实现真正的融合,继续这场斗争,而那时,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阉党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五年(1617)的京察,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,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,顾宪成已经死了,邹元标到处逛,赵南星家里蹲。

    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,叶向高提早退休,李三才回家养老。

    此时的首辅,是浙党的方从哲,此时的朝廷,是三党的天下。对东林党而言,前途似乎一片黑暗。

    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,因为一个人的死去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二十一日,万历不行了。

    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争国本、打闷棍。

    我只能说,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

    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,我想了很久,很久,却是很久,很久,也想不出来。

    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,之前二十多年,似乎干得也不错。你说他软弱吧,他还搞了三大征,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。你说他不理朝政吧,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?

    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,一个勤于政务的人,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,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,一个终生未出京城,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

    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,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

    于是,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

    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,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,一个理想主义者,在经历残酷的斗争,无休止的吵闹,无数无效的抗争,无数无奈的妥协后,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,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,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

    大致如此吧。

    明神宗朱翊钧,万历四十八年(1620)驾崩,年五十八岁。

    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,他还不够勇敢。

    明光宗朱常洛

    虽然几十年来,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,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终于作出了抉择,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。

    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。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一日,朱常洛正式登基,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,定年号为泰昌。

    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,按照惯例,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,明年才能另起炉灶,用自己的年号。

    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,这个年号,竟然没能用上。

    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,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。

    一个撑了三十八年,经历无数风雨险阻达到目标的人,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,是很不幸的。

    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,是郑贵妃。

    郑贵妃

    应该说,朱常洛是个好孩子,至少比较厚道。

    几十年来,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,目睹了父亲的冷漠、朝廷的冷清,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、时局的危险。

    明光宗新政

    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。于是,当政后的第一天,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。

    大致说来,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,包括兑现白条——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,废除各地矿税,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。

    这几件事情,办得很好,也很及时,特别是最后一条,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,实在是大快官心。于是一时之间,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,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,兴高采烈。

    但有一个人不高兴,非但不高兴,而且很害怕。

    万历死后,郑贵妃终于明白,自己是多么的虚弱,今日之城内,已是敌人之天下。所谓贵妃,其实也不贵,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,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。

    很快,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。

    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,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,让万历下了道遗嘱,讲明,一旦自己死后,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,等万历死后,她就成了太后,无论如何,铁饭碗是到手了。

    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,丝毫不赖账,当即表示,如果父皇如此批示,那就照办吧。

    但他同时表示,这是礼部的事,我批下去,让他们办吧。

    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,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,非但不办,还写了个奏疏,从理论、辈分、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,最后得出结论——不行。

    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,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,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。

    郑贵妃明白了,这就是个托。

    很明显,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,实际上不怎么老实。既然如此,必须提前采取行动。经过深思熟虑,她想出了一个计划,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,是一件礼物。

    十天之后,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,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。

    光宗皇帝的性命,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。

    这份礼物,是八个美女。

    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,哪儿都不能去,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,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。辛辛苦苦、畏畏缩缩了几十年,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。

    古语有云:一口吃不成胖子,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,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。在史料上,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:

    “是夜,连幸数人,圣容顿减。”

    白天日理万机,晚上还要辛勤工作,身体吃不消,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。于是不久之后,朱常洛就病倒了。

    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日。

    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实现,四天之后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四日。

    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,身体差就该看医生,于是崔文升出场了。

    崔文升,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,前面曾经讲过,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,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。

    可是这人来,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,而是看病。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,除了能写外,还管着御药房,搞第二产业。

    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,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。

    诊断之后,崔大夫胸有成竹,给病人开了一服药,并且乐观地表示,药到病除。

    他开的这服药,叫泻药。

    一个夜晚辛勤工作,累垮了身体的人,怎么能服泻药呢?

    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:这是个蹩脚庸医。

    虽然我不在现场,也不懂医术,但我可以认定:崔文升的诊断,是正确的。

    因为之前的史料中,有这样六个字:是夜,连幸数人。

    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,就不解释了,但大家也应该知道,要办到这件事情,难度是很大的。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秆而言,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

    但是他完成了。

    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,他找了帮手,而这个帮手,就是药物。

    是什么药物,大家心里也有数,我就不说了。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,从来就是必备药。从明宪宗开始,到天天炼丹的嘉靖,估计都没少用。明光宗初来乍到,用用还算正常。

    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,加上身体一向不好,这才得了病。

    在中医理论中,服用了这种药,是属于上火,所以用泻药清火,也还算对症下药。

    应该说,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,可惜,是半桶水。

    根据当时史料反映,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,有点用力过猛,手一哆嗦,下大了。

    错误是明显的,后果是严重的,光宗同志服药之后,一晚上拉了几十次,原本身体就差,这下子更没戏了,第二天就卧床不起,算彻底消停了。

    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,就这么看上去,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,虽说没法私了,但毕竟大体上没错,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、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,态度还算凑合。

    可问题是,这事一冒出来,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,这是郑贵妃的阴谋。

    因为非常凑巧,这位下药的崔文升,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。

    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,要看病,不找太医,偏找太监,找了个太监,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,这太监下药,偏又下猛了,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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